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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崔永元

崔永元

崔永元为什么要骂《超级女声》,是我们采访的初衷。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只是一场误会,虽然他对《超级女声》的评委颇有微词。实际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钟的《超级女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喜欢那些超级女生的,觉得她们青春活泼可爱。问题出在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这正是他目前大声疾呼的一件大事。

他很讲理地认为,如果是商业电视的一档商业节目,那么对于这档异常火爆的《超级女声》,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权利;但如果它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它就应该被枪毙,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来对孩子们不宜的东西。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是崔永元说的,是一位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员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崔永元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他坦白地说,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想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声明,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崔永元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站在央视的立场上,以老大哥的姿态对《超级女声》大加挞伐。他倒是对央视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恶心和寒心,主持人在荧屏上虚伪地流泪,他在下边愤怒地呕吐。

当然,他指出的,是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和节目的分裂。很显然,一个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满口锦绣,也是会被他打入不屑一顾的另册的。

7个多小时的采访,一次漫长的漫谈。在采访初衷所预设的那条通道上,并没有发现崔永元和《超级女声》之间的针尖对麦芒,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轻其外,重其中,如在《实话实说》里那样,说些噱头,开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内核;也遇到了令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崔永元,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他对世界和人应该是什么样,有一套近乎偏执与苛刻的,有点不顾国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对于那些恶梦般死死压住了他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问题,总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即使没有战友,即使前景不乐观,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阻碍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的,顺从的,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但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良心,并不总是像太阳一样将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时,倒像一种坏气候,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是良心自身的问题,真正的坏气候,是良心四周的社会乱象和时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过死去活来的时候,抑郁症最严重时,他曾经需要24小时的陪护,曾经想过自杀。

我们没有采访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医生,不能确认他的抑郁症仅仅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生理疾病,还是更多地源自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对于他的恶性刺激,但是当他的失眠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折 磨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严重错位的时代,已经把这个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让他不断地在绝望中反叛,又不断地在反叛中绝望。

《实话实说》的继任者和晶说,“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药、西药,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药西药更厉害,更有毒的,是让崔永元横挑鼻子竖挑眼、怒不可遏的现实。

他曾经是睥睨群雄的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他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的时候,他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白发了还坐在《实话实说》的演播厅里,最后,他却因为越来越少的实话离开了《实话实说》。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