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刚刚颁发。很惭愧，那几部获奖作品我一部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些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我曾经也算是个文学爱好者，虽然现在已经很少读小说了，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再是文学爱好者。确切地说，我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爱好者。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既包含了一代社会思潮的沧海桑田，也有媒介技术变迁的重大影响。然而，我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作家们责怪“体制”。这里的“体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有时指的是经常遭到“炮轰”的作协这种由国家意识形态掌控的职业作家管理机构以及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出版审查机制，有时又指民间商业机构主导的那种畅销读物的市场“炒作”模式。总之，根据我的理解，作家们所批判的“体制”其实是泛指当下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利于严肃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制度和社会环境。

我对作家和批评家们对“体制”的不满深表同意和同情，但我同时认为，将难以产生“大师”和“巨著”的根源归咎于体制是站不住脚的。的确，一个好的体制能够保证作家享有体面的生活、自由的写作出版权利，或许还能提升社会对文学的普遍鉴赏力，但在孕育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上，它无能为力。

200多年前，曹雪芹生活的清朝前期，是一个题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会惹来杀身之祸的时代。那时也没有任何一家国有或私营单位发工资给曹雪芹，安排他的出版事务，更不要说给他评职称了。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的个人境遇也是尽人皆知的。但就是在那样的“体制”或社会环境下，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灿烂夺目的小说家和小说。文学艺术不同于思想理论和学术。虽然也经常带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但它的生命力并不在此，而在于对人性的敏锐直觉和深刻洞悉。

低俗的商业炒作对高雅文学的侵蚀的确也是事实，然而这种市场运作本身不正是对思想文化钳制的某种解构吗？只要全社会对何为低俗何为高雅、何为浅薄何为严肃等问题不能取得共识，任何试图以外在力量限制“低俗浅薄”的文学读物进入阅读市场的努力，都一定会对自由出版的权利构成严重损害。

至于文学形式和媒介载体的变迁对文学本身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散文取代韵文、小说取代戏剧、印刷取代口诵，乃至正在发生的声像取代文字，都对文学及文学创作者造成过巨大的冲击。不过，只要人类还有想象性的精神需求，文学就不会消亡，伟大的文学作品更不会失去其价值。如果曹雪芹生活在屈原的时代，他要创作的就不是《红楼梦》，而是《离骚》了。所谓大师和经典，就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那些将希望寄托在“体制”身上的人没有搞清楚一点：文学创作与生产奶粉或种植柑橘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对后者来说，“体制”是决定性的。而对前者来说，“体制”只是一种辅助性条件。成就“大师”和“巨著”的根本，是人类中极少数个体身上被上天偶然赐予的天才，只有当这种天分碰巧得到千载难逢的机缘的激发催化，同时辅之以后天习得的高超表达技巧和持之以恒的辛苦努力，“大师”和“巨著”才会破茧而出。

这里并非要宣扬一种宿命论或虚无主义的文学观，而是想为这个焦躁地期待着大师和巨著的时代提供一剂解毒散。本来嘛，面对眼前一片荒芜的文学景观，我们的作家所要做的，仅仅是坦率地承认自己身上不具有成为大师的天资而已，而不是有气无力地去责怪“体制”。确实，永远都应当努力地去完善“体制”，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体制之能与不能。在我看来，将大师之不出归结为体制之不完善，就像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因为儿子成不了莫扎特就责怪中国没有建设成为奥地利一样。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真正生气的是到处看见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体制”受害者的那种拙劣姿态，仿佛只要把他们从享受着纳税人供养的温暖的作协大院扔到风雪交加的雍正时代的大街上或破庙里，他们就一个个都会变成曹雪芹似的。

因此，我想以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奉劝文学圈子中人：返回自己的内心世界，那里才是真正属于文学的领地。或许，真正的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寂寞而顽强地成长着，只是他注定将与这个匆忙的时代擦肩而过，在尚未到来的时代里绽放。